在文章里对某人讥以贬义,平生在我大概是第一次吧。可想来想去,竟没有什么词汇可以代替我对戈德曼教授的准确描绘。这些年来,每每想起这个脸色苍白颐指气使的家伙,“无赖”这两个字就会立即跳出我的喉咙。
-景仰
说起来,初来悉尼时,戈德曼教授在我心目中还是蛮神圣的。当时我不知道我这中文教师在澳大利亚能干什么,就浏览起L大学的博士招生目录来。汉学研究也许是我唯一能发挥自己专长的专业,所以我痛下决心,报了一门中国当代政治研究，拜在当时L大学汉学家南茜教授的名下。南茜38岁,和我相仿,是澳洲出生的华裔,但不会讲中国话。她是商贾之女,剑桥学子,脾气不错——这是我当时的印象。戈德曼教授就是她介绍给我的。在首次博士生资格考试时,她指着我递交的一份长长的参考书单说,怎么没有戈德曼教授的著作?赶快去找,没有他的东西,你的研究将失去很大的说服力。
我诚惶诚恐地在图书馆检索戈德曼教授的所有著作,发现竟有15本之多,且都是关于中国政治的。我看看作者介绍,当年的戈德曼35岁,大学终身教授,有一大串在国际学术机构任职的耀眼头衔，真叫我无地自容。也许从这天起,就注定了我在澳洲的命运不那么灿烂，就像那蓝山大雾一样令人沮丧。
导师南茜对我还不错。她和戈德曼也是在北京的一次国际汉学会议上相识。当时,戈德曼正和他的马来西亚妻子闹离婚。南茜不俗的气质和东方女人特有的沉静,令戈德曼顿时眼前一亮,当下就开始苦苦追求,并加大了与妻子离婚的力度。
和南茜定情后,戈德曼就挤进了她那古旧但却舒适的宅院。南茜将那充满阳光的书房腾给戈德曼,自己则在一个背阴的小屋读书。对我来说,最麻烦的是每次去导师家都要和戈德曼打招呼,而他绝不是个谦和之人。他非常粗暴和盛气凌人,仿佛他才是房子的主人。南茜喜欢组织聚会，但戈德曼来了后，充满欢声笑语的聚会消失了，因为每次聚会时,戈德曼就在旁边一个人独酌樱桃酒,从不加入中国人的谈话,更不像南茜那样积极去讲中国话。他这大名鼎鼎的汉学家竟连一句中文都不会讲,他也不屑于讲。人们只好同他讲英语,他又心不在焉,眼睛不是看天就是看地,面无表情,脸色苍白,弄得聚会大煞风景。南茜家的聚会日渐冷落,失去了吸引力,又过了几年，来人就寥寥无几了。
-受气
在一次聚会上，因我是南茜的学生,他才跟我说两句话,他身穿一件德国人常穿的那种黑西装马甲,双手插兜,问我某个汉字的含义。我解释完后,他点点头,没头没脑地加了一句：“汉语难学很啊。”
“应当是很难学。”我说。
“无论如何,我这么说,中国人也能听懂。”他大怒。
“我是说,假如您去中国工作一段时间,汉语可能会提高得很快。”我不知深浅地说。
“你在安排我的命运吗?”他怒目圆睁,浑身颤抖,白皙的脸一下涨红了：“太荒唐了！太荒唐了！你怎么可以教训我，我是教授,当代亚洲研究所所长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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